在不同的文化裡，人被期待成為不同的樣子。這樣的期待，構成了所謂「正常」的範圍。它既不是生物學的命題，也不是心理學的真理，而是一個集體的協議，我們同意什麼行為會被理解、什麼情緒應該被控制、又或者，什麼反應表示合宜。

於是，「正常」這個詞，就成了文化最成功的幻術之一。它讓多樣的個體看似歸於一致，卻掩蓋了那種多樣性。

在西方社會，「正常」往往與個體的自我一致性有關。心理學的語言裡，它意味著自我能夠自主、表達、清楚區分自己與他人（Markus & Kitayama）。情緒的外顯、意見的鮮明，是健康的徵兆。人要像自己，要能說出真實的想法，這樣才被視為一種心理成熟。

然而，東亞文化裡的「正常」卻有完全不同的邏輯。沉默、克制、體察他人，是一種社會智慧；過度的自我展演反而被視為突兀。Triandis 稱這樣的文化為「集體主義」：個體的情緒與行為要與群體的節奏協調，而不是凸顯差異。所謂「得體」或「分寸」，其實就是一種文化化的「正常」。

同樣的行為，放在不同的文化裡，卻有截然相反的詮釋：一個在美國課堂上沉默的學生，可能被評為缺乏參與感；而在台灣，他或許被視為謙虛穩重、乖。因此，「正常」並非人性的一部分，而是一個文化對秩序與穩定的想像。

Henrich、Heine 與 Norenzayan 指出，現代心理學長期以 WEIRD（Western, Educated, Industrialized, Rich, Democratic）族群作為研究樣本，並把結果推論為普遍人性。這種做法在不知不覺間建立了一種偏狹的「常模」，讓其他文化被視為「例外」或「偏差」。但若放下這種假設，我們會發現：「正常人」其實不存在，只有不同文化中、不同情境下暫時可行的生存方式。

這樣的觀點，也可以延伸到「成年」。

在歐洲啟蒙傳統裡，「成年」被視為理性的覺醒。康德說，啟蒙就是人類擺脫他自招的未成年狀態，成年代表自主、獨立、能為自己負責的存在。而在東亞社會，「成年」更接近一種倫理身分：是一個人能否在家庭與群體中履行義務、照顧他人、穩定關係。

但社會變遷讓這兩種觀念同時存在於當代。青年延後進入職場，婚姻與家庭結構鬆動，「成年」不再有明確的門檻。心理學家 Arnett 提出「新興成年期」（emerging adulthood）這個概念，指出現代人二十多歲、三十歲之間，仍在探索自我、反覆試驗。人不再一次性地變成大人，而會在不同場域裡交錯扮演多重角色。

社會學家 Goffman 則用「舞台」隱喻這種現象。他指出，人的社會行動總是帶著表演性質：我們在不同場景中扮演不同的角色，以維持互動的秩序。所謂「成年人」，其實只是某種角色的名稱，它包含穩定、可靠、能控制情緒等期待，但這些期待會隨文化與時代改寫。今天的「成年」不再等於經濟獨立，也不再等於情感穩定，會更像是一種持續的協調：在變化之中盡量不讓生活世界崩解。

這樣看來，「成年人不存在」，因為沒有任何一個人能永遠符合所有角色的期待；而「正常人不存在」，則因為文化本身就沒有穩定的基準。這兩個命題其實揭露了同一個事實：人始終處於生成之中，在經驗裡持續調整、在錯位中學習、矛盾裡生長。

我們曾在前面的文章提到：「我們都在舞台上演出，但忘了問舞台從哪裡來。」

「正常」與「成年」，正是這個舞台的兩種佈景：它們讓劇情得以進行，讓演員有立足的地方；但一旦把它們當成真實，就會失去對舞台本身的自覺。

文化的力量在於，它讓人得以合作，也讓人誤以為那是自然。現象學的工作，正是提醒我們回到「被經驗者」的位置：觀察我們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規則下生成「正常」、生成「成年」。當我們這樣做，兩個詞的意義都會變得柔軟，也更接近真實。

「正常人不存在」並非悲觀的宣告，是想對多樣性的承認；「成年人不存在」也並非否定成長，而是讓我們有機會重新定義成熟，不是要抵達某個終點，只需要持你續學會如何與世界共處。